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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郭璞易学渊源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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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郭璞易学渊源考》
作者:连镇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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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摘要:在易学史上,郭璞素被目为方士术者流,而摒弃于易学家队伍之外。殊不知,郭璞正是通过其易占活动,为发展中国易学尤其是易象数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为了给郭璞正名,本文做了两项工作:一是结合郭璞寒微的身世和坎坷的际遇,指出易占是郭璞参政议政、实现济世志的中介,占卜活动成了其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远非一般方士术者所能比。一是结合《晋书》本传及郭璞著作,对郭璞的易学渊源作一番深入的考证。笔者认为,从大的范围来说,郭璞承袭了古易《归藏》、《连山》以及《周易》,《归藏》亦赖郭璞《尔雅注》、《山海经注》得以保存若干材料;从小的范围来说,郭璞祖尚汉孟喜、焦延寿、京房易象数学,兼习费直易义理学,直承魏管辂种种术数法,俨然成为晋代一名擅长术数的易象数学大师。
    关键词:《归藏》; 《连山》; 易象数学; 义理学; 占卜; 术数


    在中国文化史上,郭璞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。他不仅为发展游仙诗、山水赋作出重大贡献,而且为发展训诂学、神话学立下汗马功劳。故他在学术界素有诗人、辞赋家、语言学家、神话学家之桂冠。但,自古至今却无人目之为易学家,“正统”的易学家把他打人方士术者流,对其显赫的易学成就更不屑一顾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晋代易学史原生态运动的认识和把握。鉴此,笔者在钻研郭璞著作的基础上,结合史乘,考察郭璞的易占活动,辨别其易学渊源,发掘其易学思想,弄清其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,庶几有助于对中国易学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。
    限于篇幅,本文只就郭璞的易学渊源作一番考证。至于郭璞的易学思想,笔者将另撰文介绍。
    在考察郭璞易学渊源之前,有必要了解一下郭璞的生平际遇,弄清易占活动在郭璞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    郭璞字景纯,河东闻喜(今山西闻喜)人。生于公元276年,即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;卒于公元324年,即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二年,享年49岁。郭璞出身寒门庶族,其父郭瑗在西晋时初任尚书都令史。据段熙仲考证,在刘宋朝令史官不过七品,禄不及四百石,位在郎下。令史有如后代的书吏,在官府中担任抄写、起草文件之类的冗务。而两晋社会承袭了曹魏九晶官人法,取士用人注重门阀,“上品无寒门,下晶无庶族”,“世胄蹑高位,英俊沉下僚”,在政治、经济以至文化方面确保了高级士族世代不易之特权。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,寒门与世族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,两晋历代统治者谁都不想去填平它。这就注定了郭璞一辈子不可能获得高官显职。故他虽离乡背井,千里迢迢来到江南投奔东晋新王朝,但因他不属于南渡的诸大士族(王、谢、桓、庾等)之列,故始终不得朝廷重用[1]。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件事,是晋明帝司马绍在东宫时(即当太子时),与温峤、庾亮并有布衣之好,郭璞亦以才华卓异见重,埒于温、庾,为时人所赞誉。可是司马绍当上皇帝后,温、庾二人都被擢升,先后执掌朝政,而郭璞却被冷落一旁,屈居下僚。司马绍何以不重用郭璞呢?《晋书》作者以为这是郭璞自身的原因:“性轻易,不修威仪,嗜酒好色,时或过度”(《晋书》本传),从古到今都有人持这种看法。但笔者认为,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郭璞的行为失检点。众所周知,魏末两晋社会玄风大炽,所谓名士文人,大都反对儒家的传统和礼教,一味追求任诞旷放的生活。使
在达官贵人中,亦不乏此种人。其放荡狂妄的程度,与郭璞相比,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仕途[2]。这说明,行为放荡不羁,乃晋代上层社会的——种时尚,它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纵容和默认。因而《晋书》作者所称郭璞的“嗜酒好色”,也决非是其仕途偃蹇的根本原因。其根本原因乃是东晋皇帝重门阀,重出身。东晋王朝是草创于江左的新政权,面临着权力的再分配。南北诸大土族都觊觎着为数不多的显要官职,这就产生了“僧多粥少”的问题。晋元帝、晋明帝尚且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,以致叛乱迭起,哪里会想到出身于寒门庶族的郭璞呢?
    此外,郭璞之所以终其生无法跻身于重臣之列,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在统治者眼中,他乃一介方术之士,属社会末流,不能登高堂殿宇,否则有损朝廷声誉[3]”。故终其生不过是军阀王敦府下的一名幕僚。这跟汉武帝把大学问家东方朔视为插科打诨、消愁解闷的俳优,何其相似乃尔!
    上述这些情况,决定了郭璞在仕途上不可能飞黄腾达。这对自幼接受儒家经典教养、素有济世大志的郭璞来说,不啻是沉重的打击。他痛苦愤懑,却又无可奈何。晋元帝是他的相知、同龄人;晋明帝与他有布衣之好;先后执政的王导、温峤、庾亮,又是他的老上司、挚友。碍于情面,他没有勇气同这伙统治者直接抗争(即使抗争了,也是无济于事,因为统治者要维护的是门阀制度,而不是私人交情),只好默默忍受着朝廷对他的这种“冷处理”。这是何等难堪的境遇啊!
    尽管如此,郭璞仍不改初衷。他在《客傲》里坦称:“吾不能几韵于数贤,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”,表示自己不能步庄周、老莱子、严君平、梅福、梁鸿、焦先、阮籍等先贤之后尘,避世隐居,而甘愿厮守在低微的职位上,“寂然”玩弄“员策与智骨”[4],即从事占卜活动。对郭璞来说,占卜是他议政参政、实现济世志的主要中介。郭璞对东晋王朝弊政的诸多批评及其匡正的措施,大都是借其占卜的结果堂而皇之地提出来的。可以这样说,占卜活动是郭璞政治生涯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(在郭璞政治生涯中,因其占筮“灵验”为执政者赏识而谋得一个低微的官职,也因他借占卜结果竭力阻谏王敦叛逆而惹来杀身之祸)。故《晋书》本传关于郭璞占卜活动的记载占了大部分的篇幅,是很自然的事。然而,古今诸多学者颇轻视史传中有关占卜活动的记载,往往大加鞭挞。或以为它们有乖史实,或斥之荒唐迷信,故罕有人能深入剖析它们,因而亦无从认识其蕴藏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。对于《晋书·郭璞传》来说,如果忽略了有关郭璞占卜活动的记载,可供我们研究郭璞的生平、思想以及学术成就的材料又能有多少呢?故我们要想真正认识郭璞其人,就不能不研究其占卜活动。
    至于郭璞占卜的理论渊源,《晋书》本传是这样说的:
        (璞)好古文奇字,妙于阴阳算历。有郭公者,客居河东,精于卜筮,璞从之受业。公以《青囊中书》九卷与之,由是遂洞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术,攘灾转祸,通致无方,虽京房、管辂不能过也。璞门人赵载尝窃《青囊书》,未及读,而为火所焚。”[5]
可见郭璞的启蒙老师郭公,是位精于卜筮的术数大师;郭璞占卜的启蒙读本,是《青囊中书》。《青囊中书》郭璞在世时已焚于火,没有流传下来,故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。但从《晋书》本传上下文内容来看,它当是一部以阐述占卜之术为主,兼及天文、五行、堪舆术的术数学专著。它的作者,很可能就是郭公本人,是书当是他研读占卜理论的心得与总结自己及他人占卜经验的产物,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,故郭公视为至宝,轻易不授人。而郭璞从郭公那里得到《青囊中书》后,亦秘不授人(可能是找不到合适的传人),故他的不肖门人赵载才有窃书之举。
    由于《青囊中书》的失传,我们无法准确判断郭璞占卜理论的渊源,但从郭璞的占卜活动及其著作中,仍可窥见一二。
    (一)从大的范围来说,郭璞的占卜之术源于易学,这是确定无疑的。
    古之易书有三种,《周礼,春官·宗伯》云:
        (太卜)掌三易之法,一日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日《周易》。其经卦皆八,其别皆六十有四。[6]
这三种易书,郭璞似都兼而习之,尤其是后二种(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)可谓烂熟于心。这对于今天的易学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(因为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这两种易书已亡佚),就是与郭璞同时代的东晋易学家,恐亦罕有人兼治三易。但对生性信古好奇的郭璞来说,兼治三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
    当然,由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的失传,我们已无从窥见其原貌(现存古三坟书虽收有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,但系后人伪托。清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辑有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,亦真伪莫辨),但郭璞钻研过《归藏》一书,并在自己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,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且看: 
    1.《尔雅·释畜·羊属》:“夏羊,牡输。”郭璞注:“黑羝也。《归藏》曰:‘两壶两输’。”[7]
    2.《山海经》第二《西山经》:“钟山,其子曰鼓,其状如人面而龙身。”郭璞注:“此亦神名,名之为钟山之子耳,其类皆见《归藏·启筮》。《启筮》曰:‘丽山之子,青羽人面马身。’亦似此状也。”[8]
    3.《山海经》第六《海外南经》:“羽民国在其东南,其为人长头,身生羽。一日在比翼鸟东南,其为人长颊。”郭璞注:“(《归藏》)《启筮》曰:‘羽民之状,鸟喙赤目而白首。”[9]
    4.《山海经》第七《海外西经》:“大乐之野,夏后启于此僻九代;乘两龙,云盖三层。左手操翳,佩玉璜。在大运山北。”郭璞注:“《归藏·郑母经》曰:‘夏后启筮:御飞龙登于天,吉。’明启亦仙也。”[10]
    5.《山海经》第九《海外东经》:“居水中,有大木,九日居下枝,一日居上枝。”郭璞注:“庄周云:‘昔者十日并出,草木焦枯。’《淮南子》亦云:‘尧乃令羿射十日,中其九日,日中鸟尽死。’《离骚》所谓‘羿焉毕日?鸟焉落羽’者也。《归藏·郑母经》云:‘昔者羿善射,毕十日,果毕之。……”[11]
    6.《山海经》第十五《大荒南经》:“有女子曰,羲和,方日浴于甘渊。”郭璞注:“羲和盖天地始生,主日月者也。故(《归藏》)《启筮》曰:‘空桑之苍苍,八极之既张,乃有夫羲和,是主日月,职出入,以为晦明。’又曰:‘瞻彼上天,一明一晦,有夫羲和之子,出于畅谷。’故尧因此而立羲和之官,以主四时,其后世遂为此国。作日月之象而掌之,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,
以效其出入场谷、虞渊也,所谓世不失职耳。”[12]
    7.《山海经》第十六《大荒西经》:“有禹攻共工国山。”郭璞注:“言攻其国,杀其臣相柳于此山。(《归藏》)《启筮》曰:‘共工,人面蛇身朱发’也。”[13]
    8.《山海经》第十六《大荒西经》:“开(即夏后启,汉人避景帝刘启讳改)上三嫔于天,得《九辩》与《九歌》以下。”郭璞注:“皆天帝乐名也。开登天而窃以下用之也。《开筮》(即《归藏·启筮》)曰:‘昔彼《九冥》,是与帝《辩》同宫之序,是谓《九歌》。’又曰:‘不得窃《辩》与《九歌》以国于下。’义具见于《归藏》。”[14]
    9.《山海经》第十八《海内经》:“洪水滔天,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。”郭璞注:“自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,故可以塞洪水也。《开筮》(即《归藏·启筮》)曰:‘滔滔洪水,无所止极,伯鲧乃以息石息壤,以填洪水。’汉元帝时,临淮、徐县地踊长五六里,高二丈,即息壤之类也。”[15]
    以上九条,乃笔者从郭璞《尔雅注》、《山海经注》中摘录出来的。郭璞在注释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的过程中,信手拈来,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古易《归藏》中的诸多材料,不仅疏通了文意,而且丰富了其内涵,从而提高了这两种书的学术价值(郭璞《尔雅注》后来成了儒家经典《十三经注疏》之一种,郭璞《山海经注》亦成了后世学者研读的蓝本,并被明《正统道藏》列为道教经典)。郭璞对《归藏》如此之熟悉,足见其平素对《归藏》用功之深。而古易《归藏》对郭璞易学思想的巨大影响,亦就可想而知了。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,正是由于郭璞在注释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中引用了《归藏》的若干材料,才使得后人得以窥见古易《归藏》原貌之一二。不难设想,女口果不是郭璞为我们保存了《归藏》的些许材料,我们至今仍不知古易《归藏》为何物。仅此一点,郭璞对易学发展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了。
    至于古易《连山》,郭璞在《客傲》一文中提及:“徒费思于钻味,摹《洞林》乎《连山》”,意谓徒费心思钻研卜筮之术,摹仿古易《连山》而作《洞林》(《洞林》亦称《易洞林》记载郭璞生平筮验六十余事。是书已佚,今有清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辑本)。这是郭璞借客人之口以自嘲的话。我们据此或许可以说,郭璞研读过古易《连山》,《洞林》一书正是在《连山》的易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。遗憾的是,《连山》今已亡佚,我们无从拿它与《洞林》比照,
因而也就无从知道《洞林》所蕴含的《连山》易学思想。当然,我们也不排除《连山》在郭璞《客傲》文中作为易学的泛称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,在郭璞《客傲》一文中,“连山”一词并非实指古易《连山》,它仅仅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,即为了与下文的“洞林”对仗而临时被派上用场的。
    而在三易之中,郭璞用力之最勤的,莫过于《周易》。从史传及《洞林》所载的郭璞占卜活动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郭璞基本上是以《周易》为其占卜之术。郭璞不止一次直接引用《周易》卦爻辞来阐释占卜结果。如,晋元帝司马睿为晋王时,命郭璞占筮,遇《豫》之《睽》,郭璞曰:
        会稽当出钟,以告成功,上有勒铭,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。繇辞所谓“先王以作乐崇德,殷荐之上帝”者也。[16]
这里的“先王以作乐崇德,殷荐之上帝”,就是《周易》的《豫卦》的《象传》辞。又如,晋元帝太兴四年(公元321年)正二月间,郭璞“辄依岁首粗有所占,卦得《解》之《既济》”[17],也引用《周易》的《解卦》的《象传》辞“君子以赦过宥罪”,以及《既济卦》的《象传》辞“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”,来劝谏晋元帝审时度势,减省刑罚,体恤百姓。
    (二)从《周易》这个小范围来说,郭璞祖尚孟喜、焦延寿、京房乃至管辂易学,兼习费直易学。
    《晋书》本传称:
        (璞)又抄京、费诸家要最,更撰《新林》十篇、《卜韵》一篇。[18]
《新林》、《卜韵》二书,今已亡佚,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。但它们既是“抄京、费诸家要最”而成,可见郭璞对《周易》各派学说是兼收并蓄,并不存门户之见。这在魏晋时期是难能可贵的。
    众所周知,自汉始,迄魏晋,由于《周易》学师承不同,一易兼有数家,各家门户林立,各种学说蜂出。京、费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二家易说。
    京,指京房;费,指费直。关于费直,《汉书,儒林传》云:
        费直,字长翁,东莱(治所在今山东掖县)人也。治易为郎,至单父(治所在今山东单县)令。长于卦筮,亡章句,徒以彖、象、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。[19]
这是说,费直虽擅长卜筮,但“述而不作”,无章句,只以《易传》文意疏通《周易》经文,不加任何发挥。从这个角度说费直治《易》颇似孔子,亦可谓承继汉初解《易》传统,即注重义理,不讲阴阳灾变和卦气说。费直传《易》,授琅邪王璜,为费氏学。费氏学为后来义理学派的形成,打下了理论基础(魏晋时期盛行的王弼易学,正是继承、发展了费氏学注重义理的传统)。
    郭璞之所以秉习费氏学,笔者以为有一条情感上的重要因素,这就是费.氏学“其本皆古字,号曰古文易”(《隋书·经籍志》),与郭璞“好古文奇字”的嗜好一拍即合,故他甘愿在费氏学上下功夫。当然,这并非表明郭璞全盘承继了费氏学,相反地,对其不讲卦气说和阴阳灾变的治《易》原则还唱起了反调。但他对费氏复古的学风、注重义理的解《易》传统(包括费氏学的继承者王弼以老庄解《易》的治学门径),还是认同的,并在自己的著作和易占实践中加以贯彻,这是必须肯定的(限于篇幅,这里不予展开,将在另文阐述)。当然,它并非居主导地位。

    与费氏学对立的,是京氏学。京氏学的创始人为京房。关于京房,《汉书·京房传》云:
        京房字君明,东郡顿丘(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南)人也。治易,事梁人焦延寿。延寿字赣。……赣常曰:“得我道以亡身者,必京生也。”其说长于灾变,分六十四卦,更直日用事,以风雨寒温为候,各有占验。房用之尤精。[20]
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亦云:

       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。延寿云尝从孟喜问《易》。会喜死,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,翟牧、白生不肯,皆曰非也。至成帝时,刘向校书,考《易》说,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田何、杨叔(元)、丁将军,大谊略同,唯京氏为异,党(同傥)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,托之孟氏,不相与同。房以明灾异得幸,为石显所谮杀。……房授东海殷嘉、河东姚平、河南乘弘,皆为郎、博士。繇是易有京氏之学。[21]
这里阐述了京房的师承关系,以及京氏治易的特点。京房受易焦延寿,焦延寿云从孟喜问易(孟喜弟子不承认延寿易即孟氏学,后人亦多持此议。笔者以为,延寿易当脱胎于孟氏学,其理由详见拙文《焦延寿易学渊源考》,《周易研究》1996年第1期)。从孟氏学发展到京氏学,特别是京房创立了纳甲、世应、飞伏诸新学说,标志着汉易象数学的最终形成。孟喜、焦延寿、京房师徒三人,共同揭开了中国易学史的新篇章。
    由于孟京学派首倡以象数、阴阳灾变说、卦气说、五行说、纳甲说诸新学说来阐释《周易》经传文,这就大大丰富了六十四卦的卦义和内容,同时使占筮之术更加灵活多样,更便于比附人事之吉凶,更能圆滑地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,因而显得更实用、更“灵验”。孟京学比起费氏学,更能赢得世人的信任。故它不仅为当时统治者和以占卜为业者所青睐,而且为汉后以术数谈《易》者所宗,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绵衍了一二千年。
    对京房其人,郭璞可谓是顶礼膜拜,亦步亦趋。这是因为二者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。京、郭同怀济世志,都热衷政治;亦皆嗜好易占,都把占卜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,且不惜为之丧身陨命。
    正由于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的缘故,郭璞视京氏易为至宝,孜孜以学,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占卜活动中去,获得了巨大成功(关于郭璞如何运用京房象数学占卜,笔者将在另文中介绍)。《晋书》作者赞道:
        景纯之探策定数,考往知来,迈京(房)、管(辂)于前图,轶梓、灶于遐篆。[22]
谓郭璞占术之高明,“虽京、管不能过也”,殆非溢美之辞。这里提到的管辂,也是郭璞心仪的一位易学大师。《三国志。魏书·方伎传》载:
        (管辂)明《周易》,仰观、风角、占、相之道,无不精微。
       分蓍下卦,用思精妙,占簧上诸生疾病死亡贫富丧衰,初无差错,莫不惊怪,谓之神人也(《管辂传》注引《辂别传》)。[23]
显然,管辂也是属于京氏易象数派。《三国志》本传所载管辂的占卜活动,皆用京房的纳甲、五行、六亲之术,故世人比之京房,誉为“一代之奇”。不过,他与京房相比,术数家的意味更浓,理论家的色彩却减褪了。管辂治《易》,往往撇开《周易》卦爻辞,只在卦爻象和阴阳之数上下功夫。在管辂看来,有了象,可以推知事物的运数;有了数,亦可揭示出事物的形象,且化为卦象。根据一定信息所进行的象数转换即是推演事物气运之术。《三国志》本传本传及裴松之注所引《辂别传》,记载了管辂诸多据象以演数的成功占例。但是,管辂过分夸大了数的作用,以为明阴阳之数,就能理解生死、出入、隐显的互相转化[24],这就抹煞了生死的根本界限,离开了一定条件去谈论感应的问题,从而宣扬了有神论,把《周易》象数学引到了神秘主义的邪路上去。[25]
    由于管辂治《易》重术数,侈谈鬼神,故《三国志》把他打入《方伎传》,后世亦多不以易学家目之。
    至于管辂易说对郭璞的影响,应该说比京房更为直接,这是因为:
    第一,郭璞的生活年代与管辂相去不远,管辂卒于公元256年,距郭璞生年(公元286年)仅隔三十年;且郭璞老家河东闻喜与管辂老家平原(在今山东)仅一省之隔,对被世人比之西汉京房、誉为“一代之奇”的管辂的事迹,当是耳熟能详,故不能不受到其易说的影响。
    第二,虽然郭璞比管辂有更强烈的从政欲望、更大胆地批评弊政的举措,但二人在处世方面仍有相似之处。《三国志》本传称管辂为人“无威仪而嗜酒,饮食言戏,不择非类,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”[26],《晋书》本传称郭璞“性轻易,不修威仪,嗜酒好色,时或过度。”这就表明二人皆性轻易,放荡不羁,游戏人生。相似的习性,有可能导致学业上的相仿。故郭璞治《易》,不随时俗,一条重要原因是欲追随管辂这位与己性格相似的象数学先贤。
    第三,郭璞治《易》,必须秉承和发展管辂易,方有出路,这是时势使之然。
    众所周知,易学发展到了魏晋时代,以王弼为代表的专阐玄学的义理学,已取代以京房为代表的象数学,而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。为了挽救象数学,就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“改造”才能得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其作用,管辂奋臂而起,带头在易占中倡用诸多方术。《三国志》本传称管辂“明《周易》,仰观、风角、占、相之道,无不精微”,就是说管辂运用了多种奇异的方术,来显示象数学的“神威”。后人因之视管辂为术数家,而不承认他为易学家,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《后汉书·方术传》云:
        仲尼称《易》有君子之道四焉。曰:“卜筮者尚其占”。……若夫阴阳推步之学,往往见于坟记矣。……至乃河洛之文、龟龙之图、箕予之术、师旷之书、纬候之部、钤决之符,皆所以探抽冥赜,参验人区,时有可闻者焉。其流又有风角、遁甲、七政、元气、六日七分、逢占、日者、挺专、须臾、孤虚之术,及望云省气,推处祥妖,时亦有以效于事也。[27]
这就表明管辂所擅长的风角、占筮、相学、仰观等术数之法,大都出于易之象数学,只不过在管辂之前世人罕用之,故为“正统”的易象数学家所鄙。不可讳,管辂在实施这些术数之法中,亦塞进了“私货”——有神论,从而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。
    同样出于挽救象数学的历史使命,郭璞不仅全盘承继了管辂的种种术数之法,而且还有所发明、创造,大大丰富了易象数学的内涵,为易象数学的传播、发展拓宽了场所。正因为郭璞的占术是在管辂占术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,二者有极多的相似之处,故世人遂并称为“管郭之术”。
    必须指出的是,郭璞的术数之法中往往揉进了诸多道家道教的法术(如符篆、堪舆术),迷信的色彩更浓厚,故道教中人也尊郭璞为道教占筮大师,葛洪甚至把郭璞列入了《神仙传》。
    最后顺便一提,与郭璞同时、常诫郭璞生活要检点的干宝,无疑是郭璞的挚友,他对郭璞的易学思想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干宝是东晋著名易象数学家,《晋书·干宝传》称他“性好阴阳术数,留思京房、夏侯胜等传”[28]。干宝治《易》,立足于京房八宫卦法,在卦体、卦象、爻象上大做文章,这对于易本义来说有其歪曲之处,但恰恰是这种歪曲又体现了晋代易象数学的某些发展。[29]郭璞祖尚焦京易象数学,并勇于改革、创新,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受了干宝这位挚友的启迪。
    以上是笔者对郭璞易学渊源作一番全面考察,其中不妥之处祈望专家、学者指正。


注释:


[1]郭璞仕途坎坷。据(晋书)本传载,郭璞南渡后,先被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,后为王导引参己军事;晋元帝即位后,郭璞因献《南郊赋)被征为著作佐郎,不久迁尚书郎。后以母丧去职,服孝期未满,被王敦征为记室参军。因阻谏王敦叛逆,被杀。及王敦平,朝廷追赠弘农太守。
[2]最明显的事实有二:其一,周凯袭父职,为东晋尚书左仆射,后因反对王敦篡晋而被杀。像周颉这样的晋王朝的重臣、忠臣,其私生活之下作,令人恶心。(世说新语,任诞篇)载:“有人讥周仆射(即周颇)与亲友言戏,秽杂无检节。周曰:‘吾若万里长江,何能不千里一曲?”’刘孝标注引邓粲《晋纪》曰:“王导与周颉及朝土诣尚书纪瞻观伎。瞻有爱妾,能为新声。凯于众中欲通其妾,露其丑秽,颜无怍色。有司奏免颉官,诏特原之。”但东晋最高统治者却原谅了他,不予追究。其二,号称“八达”的谢鲲、胡母辅之、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、光逸,其日常行径无异于禽兽。但他们多为东晋王朝所器重,封侯赐爵者大有人在。
[3]由于郭璞擅长各种奇异的方术,且“灵验”如神,故官方、民间皆奉为术数大师。但从曹魏始,方士术者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。曹操还一度把各地的方士术者聚而禁之。两晋统治者没有改变曹魏对方士的政策。
[4]策,指占卜时用的蓍草;骨,指占卜时用的龟甲与牛骨。
[5]《晋书》第6册第1899页,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[6]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第802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[7]《十三经注疏》下册第2653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[8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43页,—J: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下同
[9]袁珂《l¨海经校注》第187页。
[10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210页。
[11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261页。
[12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38l~382页。
[13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387—388页。
[14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414页。
[15]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第472页。
[16]《晋书》第6册第1901页,中华书局.1974年版,下同。
[17]《晋书》第6册第1902页。
[18]《晋书》笫6册第1910页。 ·
[19]《汉书》第11册第3602页,中华书局1962年版,下同。
[20]《汉书》第10册第3160页。
[21]《汉书》第11册第3601—3602页。
[22]《晋书》第6册第1913页。
[23]《三国志》第3册第812—813页,中华书局1959年版,卞同。
[24]《辂别传》载:管辂言:“苟得其数(指阴阳蔽匿之数),则四岳可藏,河海可逃。况以七尺之形,游变化之内,散云雾以幽身,布金水以灭迹,术足数成,不足为难。”“夫得数者妙,得神者灵,非徒生者有验,死亦有征。……是故生者能出亦能人,死者能显亦能幽,此物之精气,化之游魂,人鬼相感,数使之然也。”见《三国志》第3册第822页。
[25]参见拙著《易学与道教文化》第272页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,下同。
[26]《三国志》第3册第8,1页。
[27]《后汉书》第10册第2703页,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[28]《晋书》第7册第2150页。
[29]参见拙著《易学与道教文化》第283页。


   (原载《周易研究》1999年第3期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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